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大领导，对全国人大负责，其成员由全国人大从全国人大代表中产生。

中国很快做出回应，2017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2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在2014年底列入十三五立法规划时法律名称为基本医疗卫生法，到2017年底公布草案时改为现名，引起巨大的争议。

但是到19世纪末，德国行政法学界提出国家应该对公民承担生存照顾义务，现代福利国家从此诞生。考察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权利构造经历了从二分到复合的变迁。国家制定医疗法(又称医事法)来规范基本医疗服务给付行为。同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合法范围内处置自己健康事项，有权自由选择医疗服务，也可以放弃医疗服务，其他人尤其是公权力不得干预。消极健康权是指自然人的健康法益免受他人不法侵害，或者因他人侵权行为受到损害时，有请求公力救济的权利。

不具有选择能力时就应当适用积极权利规范模式。公法学者强调健康权的积极权利属性，如岳远雷认为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应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31)但在司法性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下，这种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只能仰仗立法者的自觉。

例如，救济主观权利是宪法诉愿的首要价值，但这一程序亦具有维护客观法秩序的意义，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指出的，宪法诉愿的另一重要功能还在于维护客观宪法、服务于宪法之解释和续造。笔者是在类似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作为与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意义上使用宪法程序法，其研究对象包括：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启动条件、审查方式、审查结论的作出、审查结论的效力以及合宪性审查程序与立法程序的衔接、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分流等问题。(17)这构成了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秩序，任何对合宪性审查具体程序的设计，都不能突破这一框架，特别是不能通过程序设计扩张或者缩减这些机关的功能空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不时被批判已突破消极立法者角色，甚至有滑向宪法法院司法国之虞。

而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却是非司法性的，甚至可以讲是立法性的，立法机关和合宪性审查机关在主体上合一，合宪性审查与立法过程完全可以更加紧密结合。这种改变至少应该包括三点：(1)普遍，也就是所有法律草案都应该接受合宪性审查。

④ 宪法程序法的功能并非只是贯彻实施实体法规范，相反首先是对实体法争议进行筛选。(33) 宪法程序法虽然是近年合宪性审查工作大力推进的实践为宪法学设定的新的理论议题，需要从程序法的原理中寻找知识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宪法学既有的学理积累出发，在法教义学既有的知识图谱中寻找联结点以启发新的学理建构。合宪性审查是一项极为强大的权力，由于宪法是最高法，合宪性审查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一种最高权力，且此权力还难以被制约。而主观权利救济功能则不应该突出呈现。

(20)在学理上，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分别称为政策贯彻功能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和主观权利救济功能。例如，在德国的立法过程中，会邀请专家就法案的合宪性问题出具书面意见，甚至到议会做专门报告。(12) 如果我们将合宪性审查程序设计理解为一个国家权力配置问题，那么，宪法程序法的具体设计，就应当遵循宪法配置国家权力的规范性原理。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也就是合宪性审查的前端，是落实合宪性审查政策贯彻功能的最重要程序机制，也发挥了宪法对立法活动的越界控制功能。

那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是什么？笔者曾尝试对现行宪法中配置国家权力的相关规范进行梳理，重新诠释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理。1982年宪法改变了作为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方式，不再规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是表述为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而在议会对法律草案的审议中，也会对法案的合宪性展开辩论和审查。或者说，应淡化立法者的身份，而开始建构审查者的身份自觉。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委托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有关合宪性审查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专业性意见。进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自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乃至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也都涉及合宪性审查相关职权的配置，都应当置于国家权力整体结构中来理解。依据功能适当原理进行的组织与机构调整，还应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内部的组织和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协调机制上。③但相较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法，宪法程序法在功能上又具有独特性。②这是德国诉讼法学理论的主流观点，我国学界亦是如此。当下更为可行的是建立专家顾问制度。

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的政策贯彻功能可以整合于保障宪法实施的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这是因为，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的，充分贯彻着党的政策意图，这一点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历次修改，包括2018年的修改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进入专题： 宪法程序法 国家权力配置 。

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继续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判断下，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以此为制度前提。为因应合宪性审查的功能需要，有必要作出机构、组织、人员上的调整。

而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有着与德国迥异的制度条件。与之相比，合宪性审查程序的特殊性在于其核心功能实际上是：筛选出适合的审查对象。

(29) 第四，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控制)程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曾说：(我们)不要把应由国务院、法院、检察院管的事也拿过来南非转型时期不同政党的多元诉求也使得南非宪政转型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第一，保障和推动基本权利。

对比各国宪法法院，南非法官任期并不算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般采取单一的12年任期，法国宪法委员会采取单一的9年任期制，而意大利宪法法院法官任期也有12年。（二）法官制度及大法官们 南非临时宪法对于宪法法院大法官的制度设计包含两点核心精神：独立和多元。

为履行宪法赋予的使命，制度必须确保宪法法院独立。倘若一部宪法耗尽制宪者心血，臻至完美，却浮于半空，不能在立宪国发挥实效，那么再完备的宪法也不过是精致的摆设。

最后一种方式是当事人直接申请。其次，宪法法院不能限制解释基本权利，任何限制该章权利的法律均为无效。

制宪会议有义务根据它在该范围内履行制宪功能，因此南非宪法法院成为新宪法通过的最后判定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非死刑问题备受争议。这种艰难选择一方面考虑到传统普通法模式早已臭名昭著，无法承担引领新社会前行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顾及政治格局多元分疏，需要独立的宪法法院从中平衡。但这种解释权的解释空间较大，因而补充了几项具体规定。

免职程序涉及多部门，由参议院、众议院共同提出申请，以司法服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司服会） 设立的标准为依据，向总统提出，进而才能撤销法官职务。没有他们的和解，就难以化解种族歧视的危机。

因此，转型时期内没有任何一名法官被撤职。由此可见，南非宪法法院顺着权利保护的历史潮流，将公平审判权、平等权、公民自由等保护问题视为重点。

法院认定，死刑显然违反《临时宪法》第9款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从程序上来说，移送和上诉是相互联系的审查启动方式。